中山陵与苏州老石匠
出差南京不多，但只要有空就要抽身去看看中山陵，因为中山陵与苏州，与我们家有着一段缘源。
我的曾外祖父叫姚松年，吴县西山人（现吴中区金庭镇人），家住西山马村。姚松年从小就学石匠，在马村一带很出名，后来去木渎金山浜开石作行，还带了一批徒弟，当时生意很红火。姚松年石匠手艺做得蛮有名气，由于长期劳作，三十几岁背就有点微驼了，业内的人都叫他“姚曲背”，当时在西山与金山浜之间只要一提起“姚曲背”，大家都知道是位有名的石匠，直到七十年代，在金山石矿的老石匠中，还有人知道姚曲背的名字。
民国初年，民不聊生，太湖周围一带盗匪猖獗。有一天半夜里，盗匪闯入曾外祖父家，曾外祖父的母亲怕出人命，一方面派人拿钱去前门敷衍周旋，堵住盗匪闯入后院；另一方面，卷些细软叫曾外祖父跳窗赶快逃命。当时社会“人怕出名猪怕壮”，看来西山呆不下去了，于是就去上海闯码头，不久，姚松年带了一批徒弟，在上海开了一个建筑公司，公司名叫姚新泰营造厂，仍以石作为主营业务，不久就在上海滩上立足，生意做的红红火火。
1926年初，民国政府要建造中山陵，这项工程被上海姚新记营造厂中标承包下来。姚新记营造厂老板姚锡舟与姚松年是挚友，姚锡舟比曾外祖父要年轻些，不少圈内的朋友还以为他们是亲兄弟，其实他们是很好的一对合作伙伴。姚锡舟交际广泛，还会几句“洋泾浜”的英语，因此承揽工程大都由他，但论石作本行和建筑工程的实力，还得靠曾外祖父的姚新泰营造厂，所以中山陵工程实际是两家公司联手承包，工程中百分之八十的石作项目都由姚新泰营造厂承担。中山陵工程所用石材来自青岛、香港，还有意大利等国，但其中的花岗岩，尤其是392级台阶和祭堂、墓室、陵门、围墙、石坡及平台、广场等石材大多采自苏州金山，金山花岗石色白丶温润丶坚固丶不裂，是上乘石材。凡苏州的金山石，姚松年都要亲自挑选，在金山石矿的工场里先加工好毛坯，然后装船水运至南京。中山陵工程于1926年下半年开始动工，当时中山陵周围路都没有，曾外祖父与姚锡舟一起，率领员工白天勘察，晚上栖身破庙，披荆斩棘，开辟出了一条简易马路。道路修通后就用卡车将几千吨的材料、工具等运抵山下，再由工人抬上山。而柱基、大石料等则需在山坡上铺了铁轨，然后用绞车运上山去。由于山上没有水，每天还要用200名民工从山下紫霞湖挑水上山，解决工程中的用水问题。
当时包括南京在内的江南一带尚被军阀孙传芳盘踞，需一次次“雁过拔毛”，才能将物资运抵工地，仅向沪宁铁路及市内小火车铁路局就投入了8万两银子。另外水运时也是一路水匪路霸，为此花了不少“买路钱”。在这样情况下，为建造中山陵倍受艰辛，整个工程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姚新记和姚新泰两家营造厂不但分文未赚，还亏了白银14万两。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姚锡舟说:“先生这次为修总理陵寝出了力、亏了本，国民政府是知道（会后补）的……”本来，“总理葬事委员会”曾作出决定：为吕彦直(中山陵的设计者)塑铜像，为姚新记营造厂（包括姚新泰营造厂）立《陵墓建筑记》石碑。不料，吕彦直突患绝症、未等到1929年6月1日奉安大典就逝世，而他的铜像和表彰姚新记等营造厂的建筑记事石碑均未建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我曾外祖父姚松年建造中山陵虽然亏了银子，但却出了名气，在当时上海市政府的帮助下，承揽到了不少建筑工程，如揚树浦发电厂等等，其中还包括外滩几座大厦的花岗石基础建筑，在这期间赚了一些钱。姚松年赚钱后自己造了不少房子，都在南市区，其中在靠近大东门附近的一条街上，有百分之八十的房子是我曾外祖父家的。当时曾外祖父家住大东门大码头街142号，是一幢五进的石库门房。
外祖父叫姚竹卿，因从小身体不好，没有在姚新泰营造厂跟曾外祖父学生意，因此曾外祖父的姚新泰营造厂没有自己人继承，转给了其他人。曾外祖父去世后，外祖父靠收房租过日子，当时家中有几百间房子，房租收入也相当可观。我母亲她们姐妹五个，没有男孩，母亲1920年出生排行老四。外祖父把五个女儿都送入上海教会学校读书，从小家教严格，她们姐妹几个都是教会学校髙中毕业生，都能写的一手好字，还会一点英语。我外祖父家的隔璧邻居，就是上海著名的独脚戏演员姚慕双丶周柏春的家，他们弟兄俩和我母亲她们几个姐妹年龄差不多大，从小一起玩过。在我母亲十六丶七岁时，每到傍晚就看见姚慕双丶周柏春兄弟俩坐了黄包车去南京路上的广播电台演出独脚戏。外祖父因身体不好很少出门，家中的事都有外婆打理，外婆名曹孺人，也是苏州人氏。当时家中还请了帐房先生（收房租）丶厨师和家佣，生活和美，在上海也算得上是殷实富足人家。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8月13日日本派飞机滥炸上海，南市区、闸北区等当时的中国地界惨糟蹂躏，一夜之间，除自家的住房未遭轰炸外，其余的房子百分之九十被炸为平地。祸不单行的是外祖父生前(他因病于1935年去世)为几个女儿每人存放 2000大洋在钱庄，除了我二姨妈已婚用到了这笔钱，其余几千大洋，因钱庄被炸夷为平地，（钱庄的房子也是租的外祖父家的），钱庄老板一是无奈丶二是趁机也卷钱失踪了。按当时的市价，2000大洋足足可以在法租界复兴路丶淮海路（霞飞路）一带买一幢小洋房了。更为悲惨的是后来二姨夫刘纪林（他是在大世界文明戏剧团里唱头排花旦的演员，文明戏与越剧相反，都是男扮女装的，解放后这个剧种取消了）在大世界演出结束，晚上在回家路上被日本宪兵绑架到日本去做苦工，家中7年多没有他的信息，都以为他死了。当抗日战争结束，二姨夫随中国劳工终于回到祖国时，二姨妈却已改嫁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带来了灾难，我母亲家的遭遇只是一个缩影。自从家庭遭遇巨大不幸后，生活一落千丈，我母亲她们姐妹几人还未成年，一起苦苦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战乱的残酷使外婆一直郁郁寡欢，看到被炸毁的房子就触景生情。后来全家商量后一致认为还是离开上海这个曾经令家人伤心的地方，于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婆变卖了在上海的剩余房产，和二姨妈、五姨妈及我母亲搬回苏州老家相门内唐家巷度晚年（当时大姨妈生病早年夭折，三姨妈一家留在了上海）。
外婆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家世的巨大变故，由她默默承受，她告诫四个女儿，国难当头，哪有家兴？不要将这个家庭的不幸变故告诉下一代，免得下一代扼腕叹息和懊恼生气。直到二姨妈在2003年临终之前，将六十多年前的家世讲了出来，我们才知道中山陵与苏州的关系，中山陵与我们家的关系，才知道家道的兴盛与败落，这国仇家恨永远铭记在我们姚家后代的心里。
外婆的晚年是幸福的，因为她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她常常与小辈们说，有国才能有家，国泰才能民安，国强才能民富，要子女们好好报效国家。解放后，外婆将西山马村的祖宅全部捐给了村里，她去世后要求与外公一起合葬在西山马村祖宅附近的山坡上，算是叶落归根。马村的村民大部分是姚姓，二百年前是一家，他们非常善待我们外公外婆的祖坟，保护得好好的，每年清明节，我们姚家的后代都会去祭扫。（吴志刚）